第三，为了彻底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工业基础薄弱、鸦片战争之后不断挨打和受列强欺负的状况，新中国建立伊始，立即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实施了赶超战略。

改革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坚决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特别是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尽力满足对方的占地需求，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此外，《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是因公共利益需要，但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其解释权掌握在实施征地的各级政府手里，以至于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各类楼堂馆所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征地。土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据统计，目前征地拆迁的矛盾纠纷，占上访案件总数的33.1%。从客观上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急剧增长。改革和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土地增值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税收在抑制土地投机、规范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土地取得和保有成本，逐步把原来一次性收取70年或50年的土地出让金，改为缴纳浮动的土地使用年税制。

我国还是世界上公认的少水国家，淡水资源仅占世界的8%，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们必须健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综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然而，遗憾的是，历史虽然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金融业更应真正认识到，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是积累社会财富、打造竞争实力的基础，也是改善人民生活、应对外部冲击的保障。一是统一的欧元货币政策没有与分散在各国的财政、税收、社会福利政策相协调。其次要强调实施中的方方面面工作的系统性、全面性，关注配套手段和工具。传统理论范式的失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一定程度上宣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黯然退场。

警惕过度使用杠杆工具，扎实做好可持续发展。其二是欧元区与英国难以协调。

但无论如何，从本质上讲，本轮欧债危机的根源还在于遵循了错误的理论，从事了错误的实践。欧债危机自2010年于希腊发端至今已持续两年多。最后，金融监管欠力度。十年间，爱尔兰年均上涨12.5%，西班牙年均上涨8%，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年均上涨4.6%的水平。

而正当人们从危机中惊魂甫定，期盼在新常态（NewNormal）中寻找新的定位之时，接踵而至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次把世界拖到衰退的边缘。其三，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正确。最后，坐享超前开支，结构性改革滞后。刘明康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 进入专题： 欧洲债务危机 。

其次，维持高杠杆运作，系统性风险失控。五是风险处置缺乏手段。

但在这方面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欧盟的劳动力市场仍处分割状态，劳动力供需失衡。在对繁荣——衰退周期的认识上，盲目乐观，过度自满，甚至犯了这次不一样综合症，即认为虽然过去的繁荣景象都跟着灾难性的崩溃，但前面的繁荣有坚实的基本面、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良好政策的支撑，不会再犯过去的错误。

此外，欧盟范围内老龄化问题也在加剧，人口数量总体呈收缩趋势，劳动力很大程度上靠进口。二是外国移民劳工多处技术低端，技术工人占比仅为1.7%，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接近10%，加拿大7%，美国为3.5%。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景气周期中，相当一大部分欧美主流的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市场主体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徒，将自由放任市场奉为圭臬，崇尚个人理性，不干预，对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普遍持排斥态度,甚至宣扬防止经济大萧条的重大问题已经解决。在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与美国监管当局主动出击，对银行业实施部分注资接管相比，欧洲监管当局采用了更为被动的策略，使得欧洲大型银行中除了个别银行被分拆外，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大刀阔斧的机构和业务重组。正如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所称：没有结构性的经济增长，我们不可能解决财政问题。这些百年一遇的危机对经济金融的理论框架、发展模式、政策理念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种模式易滋生不劳而获的社会习气，减弱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是不可持续的。管理模式不够合理危机也反映了欧洲各国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首先要有宽广的视野和长远的规划，要做好顶层设计，站得高，看得远。高杠杆运作为核心的金融发展模式，在经济上行期制造泡沫，在下行波动期推波助澜。

在欧元推出之前，德国由于低通胀，其马克的利率要比其他欧盟国家低一些。不但增大了周期性风险，也增大了系统性风险。

一些欧洲大型银行四年来其实未能将风险充分暴露，不少银行能藏尽藏，有的该破产不破产，而是较普遍采取了央行出钱，财政担保，增加了政府的或有债务负担。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应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创新完善。尽管有芬兰、德国这样创新引领者，但在研发投入上，欧盟整体上已落后于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并有可能在未来被中国、印度赶超。1997年至2007年间，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五国的服务业价格比货物价格年均多上涨1.5个百分点。

此外，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提出要对传统理论范式进行检讨，甚至重写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例如，不再把金融市场视为宏观经济学的外生变量。社会资本不能脱实向虚，金融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

欧元虽然统一，但区内缺乏严格的财政监督体系。英国出于维护自身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考虑在欧盟峰会上拒绝接受欧盟修改条约，对欧盟财政一体化的进程造成不小的障碍。

部分欧洲国家产业空心化严重。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欧洲国家不仅经历了上述去工业化过程，也经历了去研究开发化（de-RD-ization）。

统一欧元的一个副作用是，希腊、爱尔兰等国家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来对抗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欧洲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携全能银行跨业经营的优势，大量投资于花哨的金融产品。加入欧元区后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公债水平遵守情况疏于监督、扩招条件过于宽松等，都是酿成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按照欧盟条约，欧央行拥有绝对的独立性，其目标过于强调价格稳定，而忽视金融稳定，由此引发了放弃固有观念，更加关注常识（replaceideologicalconvictionswithcommonsense）的讨论。

一是宏观审慎工具缺乏。监管当局对银行业持有大量主权债券并一直享受零风险权重一事缺乏前瞻预判和应急预案。

按照这一速率，世界银行预测，欧盟将很难达到《里斯本协议》中关于在未来十年把研究开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提高到3%的目标。据统计，2000年至2008年间，欧盟的GDP年均增长2.2%，但研究与开发（RD）投入强度的增长率年均仅0.4%。

冰岛银行业在英国跨境展业的危机处置的案例即很说明问题。欧洲监管当局组织的几轮压力测试均是就事论事，未严格提出对银行的注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缺乏标准化和可比性，因此也无法取得市场认同。